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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农工党河南省委原副主委、河南省人民医院退休教授 黄河
2009-11-24 17:59 来源: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委员会

农工党河南省委原副主委、河南省人民医院退休教授  黄河

讲述人:黄河 农工党河南省委原副主委 河南省人民医院退休教授   男    80岁 

采访人:记者  端子

采访时间:2008年9月7日    对教授的采访一拖再拖,因为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仍奋战在工作一线,从周一到周五,坐诊、查房、指导年轻医生,他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。2008年9月7日,在教授素朴安静的家里,聆听这位医学泰斗聊他历经磨难的人生,聊他对医学的痴爱,聊他淡泊从容的人生观,是人生难得的一次学习。   

1959年,唯一的非党员科主任

  2008年9月6日,是我们医院门诊楼开诊庆典,很隆重,很热闹,省里厅里的领导都来了,我被安排到了剪彩席上。六位持剪人,我是唯一的“普通人”,而我不过是一名老大夫,何以享受这种殊荣,站在鲜花与掌声中,真有些不适应,我很“较真”,一定要问为什么让我剪,院长说:“你是学界泰斗,80岁了,仍坚持工作,只有你能代表全院医生。”

   可我不过是一名医生,我一直这样看自己,作为医生,就是看病行医,把专业做好。生日那天,所有的弟子都来了,为我祝寿,在感动之余,也会回望自己走过的这条路。想起有一天,午休刚醒来,尚未起床,儿子来了,坐在我的床边和我闲聊,儿子说:“爸,您这一生活得还真有点意思。”我问何出此言,儿子说:“您说您活得平稳,没什么发明,也没什么惊天动地之举,但这一生您栽过两个大跟头,可您都站起来了……”

   我想我的“故事”就从儿子的“有点意思”说起吧。我是1954年2月从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,先在河南省干部疗养院工作,1957年2月,和爱人一起调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,从跨入省医大门那一天起,几十年来,我们从未离开过,再没换过工作。

   铁塔下的医学院生活是充实的,每个人都怀抱一腔爱国热情,我是学生会主席,校篮球队、排球队队长,体育运动为我打下了很好的身体基础。那时的大学生十分稀缺,毕业后就面向全国分配,我同班的同学有54人,留在河南的只有6名。所以,当我到省人民医院报到时,发现一个与现在截然相反的现象:医院里外省毕业生多,真正的河南人很少,而且很多是全国知名的四大医学院校毕业的。这些高等学府毕业的同事给了我很大压力,这种压力是无形的,但我不想自惭形秽,我想:虽然你的老师比我的老师级别高,但我们现在都是医生了,我就不能落后于你们。到省医不久,女儿出生,我们夫妻都是大夫,只能把老母亲接来帮忙照顾孩子。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半瓦房里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工作可不能有丝毫放松。1959年,院长让我建立消化科,说你一直在研究消化,科主任非你莫属。我不是党员,而当时全院各科室主任都是党员,只有我是个例外。消化科成立时只有42张病床,只能做一般的化验,两年后,我又成立了激光室。想想自己成分不好,领导还如此信任,更应该努力。1963年,全院只提了三位主治大夫,我是其中之一,至今我都觉得糊里糊涂的。我一直专心做一名医生,埋头做自己的研究,不参与政治。   

1971年,人生的大跟头——入狱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在全国卷起巨大风浪时,医院系统一直比较安静,大家一心搞科研,认真看病。有些所谓的革命斗士不高兴了,誓要掀开省医的“盖子”,矛头直指当时的院长,可第一个开刀的人是我,原因很简单:这个人出身不好,却被院长如此重用,是何原因?

   结果,我这个一心一意救病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的杀人犯,而且杀害126名之多,一时间,我成了被批斗的对象,一百多张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,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百十来场,只恨不能将我置于死地而后快。爱人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两个孩子,还要承受着别人的指责、谩骂,生活之苦可想而知,但她坚决不写我的大字报,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人。

   而我是怎么“杀”死这126人的呢?原来,有126名死亡病人的死亡书是我签的,因为死亡书必须由主治医生签字。而这死亡的126人全部是贫下中农,就是这样“死”在我这个地主反革命分子手里的。批斗会一场接一场,最后我被投入监狱。到了监狱倒也清静了,因为作为一个高级政治犯,我只能被单独关着。静下来,我倒不怕了,因为我一心救人,从未想过杀人,我就要看看世界还能黑暗到何处去,最终能如何处置我。那时,我的肝炎非常严重,转氨酶高达400多单位,黄疸也高得吓人。可我从没想过死,无论什么时候,我都不会自杀,我得好好休息,保证体力。   主审法官压力很大,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,126个病历逐个审。每一个我都坦然应对,结果,法官给出了判决:黄河没罪,但他不能出去,出去别人还会斗他,不如待在监狱里。住在监狱里还好,还可以继续我的医务工作,公检法司的人有了病,直接就到监狱里找我了。听说主审法官判我无罪,那些诬蔑我的人不干了,要亲自来审我。找不出问题,就说我的名字有问题,说我这是在辱骂全国人民。结果是,他们拍桌子,我拍凳子,他们叫嚣着“明天就枪毙你”拂袖而去,而不过几天,我就被院长接了回来。在被投入监狱一年又四个月之后,省卫生厅厅长在全体医生参加的大会上给我做了大平反,我继续工作了。

  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跟头,我掉到了泥坑里,可我爬出来了,又站了起来,但我深知,如果不是省医,不是消化科的同仁帮我,我不能那么快起来。我站起来了,只有更加投入地工作才能回报医院。1975年,我率先引进了日本的胃镜,说实话,这些钱来得不容易,医院没钱,我只能找领导去磨,趁他们快出院时,让他们批,那时买进口设备光有钱也不行,还得有外汇。在那个年代,我只能这样磨领导,为了科室发展,顾不得什么。以前,我们只能靠钡餐、X线来检查,但影像不清,很多时候只能靠猜。有了胃镜后,消化内科如虎添翼,进入了迅猛发展期。高精尖的设备让检查变得清晰、准确,胃、肠里有没有问题,一目了然,十拿九稳。1981年,在南京召开全国内镜会,河南省人民医院是第一个发言的单位。

   1975年到现在,我们已经做了20多万例胃镜,随着内镜的发展,现在“内镜外科”已经非常成熟,就在内镜下做外科手术,特别是十二指肠镜,不必再开刀就可取切囊肿、取结石、下支架,减轻病人痛苦。今年,省医更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表演“内镜外科”,非常成功,许多外国友人来观看、学习。

   我不问政治,可总绕不过去。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,可一加入就成了副主任,紧接着又被吸收进了人大常委,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被选上的。组织说:是人民信任你嘛。可我这人不喜欢当官,心也不在这儿,一有病人需要抢救,我就立刻回去救人。人大常委只干了一届,我就请辞,又到了政协常委,勉为其难干完一届,我要求好好做我的医生。我总觉得我是个医生,是省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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