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工党河南省委原副主委、河南省人民医院退休教授  黄河

讲述人：黄河 农工党河南省委原副主委 河南省人民医院退休教授   男    ８０岁

采访人：记者  端子

采访时间：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 　  对教授的采访一拖再拖，因为这位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仍奋战在工作一线，从周一到周五，坐诊、查房、指导年轻医生，他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。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，在教授素朴安静的家里，聆听这位医学泰斗聊他历经磨难的人生，聊他对医学的痴爱，聊他淡泊从容的人生观，是人生难得的一次学习。

１９５９年，唯一的非党员科主任

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，是我们医院门诊楼开诊庆典，很隆重，很热闹，省里厅里的领导都来了，我被安排到了剪彩席上。六位持剪人，我是唯一的“普通人”，而我不过是一名老大夫，何以享受这种殊荣，站在鲜花与掌声中，真有些不适应，我很“较真”，一定要问为什么让我剪，院长说：“你是学界泰斗，８０岁了，仍坚持工作，只有你能代表全院医生。”

可我不过是一名医生，我一直这样看自己，作为医生，就是看病行医，把专业做好。生日那天，所有的弟子都来了，为我祝寿，在感动之余，也会回望自己走过的这条路。想起有一天，午休刚醒来，尚未起床，儿子来了，坐在我的床边和我闲聊，儿子说：“爸，您这一生活得还真有点意思。”我问何出此言，儿子说：“您说您活得平稳，没什么发明，也没什么惊天动地之举，但这一生您栽过两个大跟头，可您都站起来了……”

我想我的“故事”就从儿子的“有点意思”说起吧。我是１９５４年２月从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，先在河南省干部疗养院工作，１９５７年２月，和爱人一起调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，从跨入省医大门那一天起，几十年来，我们从未离开过，再没换过工作。

铁塔下的医学院生活是充实的，每个人都怀抱一腔爱国热情，我是学生会主席，校篮球队、排球队队长，体育运动为我打下了很好的身体基础。那时的大学生十分稀缺，毕业后就面向全国分配，我同班的同学有５４人，留在河南的只有６名。所以，当我到省人民医院报到时，发现一个与现在截然相反的现象：医院里外省毕业生多，真正的河南人很少，而且很多是全国知名的四大医学院校毕业的。这些高等学府毕业的同事给了我很大压力，这种压力是无形的，但我不想自惭形秽，我想：虽然你的老师比我的老师级别高，但我们现在都是医生了，我就不能落后于你们。到省医不久，女儿出生，我们夫妻都是大夫，只能把老母亲接来帮忙照顾孩子。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半瓦房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工作可不能有丝毫放松。１９５９年，院长让我建立消化科，说你一直在研究消化，科主任非你莫属。我不是党员，而当时全院各科室主任都是党员，只有我是个例外。消化科成立时只有４２张病床，只能做一般的化验，两年后，我又成立了激光室。想想自己成分不好，领导还如此信任，更应该努力。１９６３年，全院只提了三位主治大夫，我是其中之一，至今我都觉得糊里糊涂的。我一直专心做一名医生，埋头做自己的研究，不参与政治。

１９７１年，人生的大跟头——入狱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在全国卷起巨大风浪时，医院系统一直比较安静，大家一心搞科研，认真看病。有些所谓的革命斗士不高兴了，誓要掀开省医的“盖子”，矛头直指当时的院长，可第一个开刀的人是我，原因很简单：这个人出身不好，却被院长如此重用，是何原因？

结果，我这个一心一意救病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的杀人犯，而且杀害１２６名之多，一时间，我成了被批斗的对象，一百多张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百十来场，只恨不能将我置于死地而后快。爱人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两个孩子，还要承受着别人的指责、谩骂，生活之苦可想而知，但她坚决不写我的大字报，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人。

而我是怎么“杀”死这１２６人的呢？原来，有１２６名死亡病人的死亡书是我签的，因为死亡书必须由主治医生签字。而这死亡的１２６人全部是贫下中农，就是这样“死”在我这个地主反革命分子手里的。批斗会一场接一场，最后我被投入监狱。到了监狱倒也清静了，因为作为一个高级政治犯，我只能被单独关着。静下来，我倒不怕了，因为我一心救人，从未想过杀人，我就要看看世界还能黑暗到何处去，最终能如何处置我。那时，我的肝炎非常严重，转氨酶高达４００多单位，黄疸也高得吓人。可我从没想过死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自杀，我得好好休息，保证体力。 　　主审法官压力很大，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１２６个病历逐个审。每一个我都坦然应对，结果，法官给出了判决：黄河没罪，但他不能出去，出去别人还会斗他，不如待在监狱里。住在监狱里还好，还可以继续我的医务工作，公检法司的人有了病，直接就到监狱里找我了。听说主审法官判我无罪，那些诬蔑我的人不干了，要亲自来审我。找不出问题，就说我的名字有问题，说我这是在辱骂全国人民。结果是，他们拍桌子，我拍凳子，他们叫嚣着“明天就枪毙你”拂袖而去，而不过几天，我就被院长接了回来。在被投入监狱一年又四个月之后，省卫生厅厅长在全体医生参加的大会上给我做了大平反，我继续工作了。
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跟头，我掉到了泥坑里，可我爬出来了，又站了起来，但我深知，如果不是省医，不是消化科的同仁帮我，我不能那么快起来。我站起来了，只有更加投入地工作才能回报医院。１９７５年，我率先引进了日本的胃镜，说实话，这些钱来得不容易，医院没钱，我只能找领导去磨，趁他们快出院时，让他们批，那时买进口设备光有钱也不行，还得有外汇。在那个年代，我只能这样磨领导，为了科室发展，顾不得什么。以前，我们只能靠钡餐、Ｘ线来检查，但影像不清，很多时候只能靠猜。有了胃镜后，消化内科如虎添翼，进入了迅猛发展期。高精尖的设备让检查变得清晰、准确，胃、肠里有没有问题，一目了然，十拿九稳。１９８１年，在南京召开全国内镜会，河南省人民医院是第一个发言的单位。

１９７５年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做了２０多万例胃镜，随着内镜的发展，现在“内镜外科”已经非常成熟，就在内镜下做外科手术，特别是十二指肠镜，不必再开刀就可取切囊肿、取结石、下支架，减轻病人痛苦。今年，省医更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表演“内镜外科”，非常成功，许多外国友人来观看、学习。

我不问政治，可总绕不过去。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，可一加入就成了副主任，紧接着又被吸收进了人大常委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被选上的。组织说：是人民信任你嘛。可我这人不喜欢当官，心也不在这儿，一有病人需要抢救，我就立刻回去救人。人大常委只干了一届，我就请辞，又到了政协常委，勉为其难干完一届，我要求好好做我的医生。我总觉得我是个医生，是省医。